字字藏春秋｜北京的地名，大有来头
“各处街道，均有定名。惟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，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，及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，迄无一定之名称。”
“今拟将……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，统名为东长安街；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，统名为西长安街。如蒙採择，即请饬下公安局，遵照办理。”
在北京市档案馆里，一份编号为“001”的档案显示（待确认），1928年，时任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建议书，为东西长安街定名。
东长安街，西长安街。历时近100年，它们带着呼啸而过的历史车轮印迹，融入每一个北京人的日常生活里。
地名，不同于表现时间凝止的文物古迹，只要有人一代代传承，它就会如空气和水一样，活在这座城市中。
长安街，自永乐迁都以来已有600年历史，寄寓着“长治久安”的愿望，是政治中枢的象征。
中轴之纵，长安一横。一座拥有坐标轴的四方城，对称的地名，分列南北西东。
崇文，宣武；安定，德胜；东单，西单；东华门，西华门……
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的书面文件上，包括中轴线、长安街一段在内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，存在大量东西、左右等对称命名的方式，“它们不仅是都城严谨方正布局的重要体现，也烘托着煌煌都城、纲维有序的庄重氛围”。
这种规制，已延续成百上千年。
嘉靖三十二年(1553)后，京城轮廓虽然由“口”字形变成了“凸”字形，但整座城仍旧以“永定门”至“正阳门”所在的中轴线为基准，“左安门”与“右安门”，“广渠门”与“广宁门”（清道光年间改为“广安门”），“东便门”与“西便门”，分别构成东西对称的格局。由此衍生出广安门内外大街、广渠门内外大街、左安门内、右安门内等对称命名的街巷名称。
北京地名的来源有很多种。衙署，曾作为这座王朝都城的命名来源。其中，有专门服务于皇室的机构，如与北河沿大街垂直的织染局胡同，附近南北走向的钟鼓司胡同，与西安门大街垂直的惜薪司胡同（现惜薪胡同）等。
也有以中央行政机构定名的。如与府右街垂直的太仆寺街、和丰盛胡同平行的兵马司胡同等。
还有一些地名来自顺天府地方行政机构，如京畿道、与复兴门北大街垂直的学院胡同等。另外，一些地名曾以公侯官员命名，体现了北京公侯汇聚的都城特色。
这些古老的地名，会对如今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东单和西单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
为了彰显帝都辉煌，明朝时期，崇文门大街、宣武门大街与长安街相交的地方，各立起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独栋牌楼。
东面崇文门大街与长安街相交的牌楼额曰“就日”，宣武门大街与长安街相交独栋牌楼额曰“瞻云”，同样取自帝尧的传说。
两处匾额，意在颂扬君主德行，如日之照临，百姓欣然趋就；如云雨滋润，人人仰望恩泽。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，“就日”“瞻云”似乎过于深奥。为了称呼方便，人们按位置将这两座牌楼称之为“东单牌楼”“西单牌楼”。日久天长之后干脆简称为“东单”和“西单”。
民国以后，东单、西单牌楼，东四、西四牌楼陆续被拆除，但东四、西四、东单和西单的地名还是保留了下来。
“这也是地名的一大魅力。实物的文化遗存难以保留，传统地名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。当实物遗存消失后，地名就成为了区域悠久历史的最后见证。”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说。
大俗大雅有人说，北京的地名，雅。
确实。百花深处、灵境胡同、金台夕照、杨梅竹斜街等流芳百年，至今为人称颂。
北京的地名，是中国悠久城市建设历史的伟大实证。作为中国传统营城理念和建造手法的集大成者，北京地名带有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。
例如在明迁都到北京之时，为了制造和存储城市与宫殿建设需要的木材、砖瓦、琉璃等建设材料，北京曾设置琉璃厂、台基厂等“大五厂”。
如今，和东长安街垂直的台基厂，和距离西长安街约1公里的琉璃厂各有耐人景色，它们不仅为北京城的营建提供了骨肉和筋脉，也刻印京城发展的历史沧桑。
如今，我们仍旧可以看出，明北京城的街巷胡同，在东、西长安街以北者，大多数继承了元大都时的格局。
“大街二十四步阔，小街十二步阔，三百八十四火巷，二十九衖通。”据元末《析津志》所载，火巷与衖通就是既起防火作用、又有通行功能的胡同。
无论是《丽春堂》中的“似锦胡同”，还是《玉壶春》里“花胡同画眉”，元曲中的胡同，都牢牢标记着这些地名的起点。
如今在老城内，已确认源自元大都的胡同地名，有两处。它们传承700余年，见证了历史风云变幻，被誉为“北京胡同之根”。
其一，是西城区的砖塔胡同。元杂剧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第一折中，有“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”的一句戏词。
砖塔和砖塔儿有何区别？其实，它承载着北京话里的儿化音。
明代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中，记载了井儿胡同、安儿胡同、杨刀儿胡同、帽儿胡同、盆儿胡同等众多带有儿化音的地名。专家称，儿化音也是促成北京地名出现一大地域特色的要素之一。
另一个，则是东城区的史家胡同。元曲《岳飞精忠》楔、白：“胜的着他帅府里就挂元帅印，输了的都罚去史家胡同吃把把(巴巴)。”
有人说，北京的地名，俗。
确实。饽饽房、麻花胡同、羊肉胡同、大小绒线胡同等源自明清时北京城里的大量地名，主要是居民根据地物、名人而起的街巷胡同名字，后流传开来。
还有一些地名，是以胡同形态特点和所处环境特征命名的。在大栅栏杨梅竹斜街西段，原有一条胡同因长度太短，被昵称为“一尺大街”；与之类似，崇文门外原有一条“一跑胡同”，当地人回忆称是因为胡同较短，“一跑就到”，由此得名。
“这类地名看起来很俗，但充满了生活气息。说起来上口，听起来顺耳，记起来牢靠，用起来方便。”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。
赓续传承大国都城，海纳百川。从时间轴上看，时代的烙印在地名上也有诸多反映。
清末民初，在长安街附近，执政机关将勾栏胡同改名为“民政部街”，石大人胡同改名为“外交部街”，灰厂街因在总统府右侧而更名为“府右街”。
抗战胜利后，为纪念抗战英烈，北京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，南沟沿改为佟麟阁路、北沟沿改为赵登禹路，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象征。
细说起来，地名演变的历史，有不少故事。
1928年7月13日《顺天时报》载，当时认为“北平市地名，多有含蓄帝制作用者，如王府大街、内官监、司礼监、学院、按院等巷，以及大高殿、帝王庙、宗人府等，亟应重新更改地名。至于帝王时代之各种仪典，亦一律不准再用，以期根本铲除帝制之风云云”。
辛亥革命后，尤其1928年前后，民国政府将地名作为教化工具，充分施展发挥命名权，对街巷地名进行了一系列更改，如“牛蹄胡同”改为“留题胡同”，“牛犄角胡同”改为“留题迹胡同”等。
一本由多田贞一在1986年出版的《北京地名志》统计:“北京从民国以来，地名的改订大约达到三百以上。”
但更改还需要继续。
1956年9月，市民李宗泽、刘志方致信《北京日报》，提出“给重名的胡同换名字”的建议。
“据我知道，扁担胡同有十个，椿树胡同有七个，口袋胡同、四眼井、后坑也都在五个以上。”
“北京有四个冰窖胡同，我家住在地外冰窖胡同。我常收到迟到的信，信上贴着试投的条子，有时贴着两三张，就是说到别的冰窖胡同投过好几次了。”
更替，伴随着为新中国成立的新街道命名而发生。
1958年11月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出通告，公布97条道路名称。这其中就包括由天安门广场东口往东至建国门的东长安街，由天安门广场西口往西至复兴门的西长安街，由日坛东侧往南至秀水南街的日坛东路，由日坛路往东至使馆区东端的秀水北街和秀水南街等。
自1964年起，北京市又用了一年多时间，进行街道名称整顿活动。对各条街巷逐一考评，对带有封建迷信、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，意在清除旧思想、旧风俗、旧习惯。
据1966年《北京市东城区街巷名称录》《北京市西城区街巷名称录》的统计，当时北京仅内城地名调整就涉及街巷1454处，其中东城663处，西城791处。
消除重名的同时，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街巷名称出现，如北京站街、美术馆东街、红岩胡同、红星胡同等，“展现了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面貌”。
下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地名。
2004年，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会长、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刘保全说，地名是历史的产物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，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。
时代洪流中，有些地名消失过，也重现过。
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中，北京市对全市地名资源进行了收集和整理，并形成地名志、地名图、地名录。
有些地名，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进入被保护之列。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—2035 年）》里，就明确要求“保护一千余条街巷及胡同名称”。
而在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街区层面）（2018年—2035年）》中，也提出要保护“传统胡同、历史街巷和传统地名”。
于是，核心区首批598处地名被纳入保护范围，第二批也已经初步筛选出513处传统地名列入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。
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6号决议曾提出“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”，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和申遗是有效的保护方式。在北京，凡列入保护名录的地名禁止随意更改。而尚未纳入保护名录、且初步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的，应当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，并按规定流程将预先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录。
绳其祖武，垂裕后昆。千年之后，行走在长安街上的人们，仍能经过西单、东单，享受这份赓续传承的文化遗产。
作者：耿诺
